沿海煤市供需双弱煤价下行将成必然

没有深刻理解资本市场是金融体系发生基因式变革的重要力量，是金融结构性变革重要的推动者。

中国应和发展中国家一道致力于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积极维护各国海外资产的安全性和流动性。中国在建设和完善自身现代化的金融治理体系的同时，应积极推动二十国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清算银行充分合作并协同监管金融资本的流动，加强对金融资产的监管和国际收支统计监测，综合考虑和协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金融安全和金融利益，让国际金融体系真正服务于全球实体经济的发展。

推进在国际金融多边机制和多边组织的改革，提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全球金融治理中能力和效果，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增强国际金融制度合法性。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确保国家金融安全，维护好健康稳定的国际金融秩序，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既是国际社会的期待，也是中国担当大国责任的题中应有之义。实际上，碎片化趋势不仅仅体现在国际金融领域，国际经济金融全球化都可能让位于区域化与碎片化的合作。美元、欧元、人民币以及英镑、日元等多种货币都将分担国际储备货币的职能。在全球货币治理体系的变革中，以稳定性和效益性为原则，力推以美元—人民币—欧元为基础的三角稳定型的国际支付、国际结算和国际储备体系，避免出现国际金融市场难以认同和安全性差的小型货币区。

美国是全球经济过度金融化的推手，也是全球金融不稳定和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制造者。一般而言，国际金融体系特指国际货币及其支付系统，广义上国际金融体系可包括国际货币体系、国际金融市场、国际金融机构与组织的运行和治理体系。它是指金融动机、金融市场、金融参与者和金融机构在国内外经济运行中的作用越来越大（Epstein，2005）。

金融当然不只有消极的一面。1.给予房地产业合理定位。1.要减少金融抑制，推动金融市场化发展。金融业利润占国内利润比重也大幅提升。

资本又回来了，导致资本收入份额占比上升，而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从而打破了所谓的卡尔多事实（Kaldor，1961）：即各种生产要素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大体上稳定不变。但由此也使得对于收入不平等的讨论在西方主流经济学框架中失去了位置。

就中国而言，金融压抑与金融赶超（以及金融化）并存是中国金融发展的特色，二者也成为当前分配不均的驱动因素。金融监管要包容审慎，防止金融搞自我循环、出现过度金融化。金融在一定条件下会促进增长以及减少不平等，但无论是金融压抑（过度管制以及金融市场不发育）还是金融过度发展（如金融化）都可能导致不平等加剧。2.金融化带来的分配效应。

与此同时，人均GDP由1978年的385元，增长到2020年的7.2万元，超过1万美元，接近高收入国家门槛（见图6）。2011年之后趋于基本稳定。第三，以20世纪90年代为基准，各国食利性收入份额占比的排序从高到低依次是美国、荷兰、英国、日本、德国。结论与政策建议 金融发展与共同富裕是一个宏大的主题，涉及的理论（机制）非常广泛，相关经验研究结论差异也较大。

但在中国，金融压抑却成了金融赶超的催化剂。197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仅为3679亿元，2017年达到83.2万亿元，年均实际增长9.5%，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2.9%左右的年均增速。

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角度看，金融压抑是一种扭曲，会使资源配置偏离最优状态，会扭曲风险定价，降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遏制金融发展，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除了工资收入，资产收益也是个体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重要体现，而没有资产就使得他们无法分享增长所带来的资产增值收益。

金融科技信贷和大型科技信贷的最大市场是中国，其中，大科技公司贷款在2018年和2019年分别为3630亿美元和5160亿美元。1995—2015年，英国金融业超额工资与超额利润合计达到6800亿英镑，占到2015年英国GDP的37.1%。不过，随着中国逐步迈入高收入经济体，逐步取消金融压抑、纠正金融扭曲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他们进一步通过富豪榜数据补充部分缺失的高收入人群，所得的财产基尼系数进一步提高，甚至达到0.8左右。Philippon Reshef （2012）发现，1980年以来金融部门扩张是美国收入差距持续大幅扩大的重要影响因素。在关于金融化与收入分配的讨论中，金融业增加值占国民收入比重一直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

（1）金融从业者工资与金融业利润大幅提高、国民收入（财富）向金融部门转移。而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完成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也彰显出包容性发展与共同富裕所取得的成就。

基本上仍然是美国和英国、日本和德国两个阵营：美国和英国以市场为主导，金融化的特点非常明显。（二）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努力实现住有所居 住房是居民财富的重要构成，中国居民财富差距很大程度上可以由房产差距来解释。

（三）金融与不平等：金融压抑与金融赶超的双重影响 中国金融发展的逻辑内嵌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之中，后者的核心在于经济赶超。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特别是发达经济体中，金融行业平均工资远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且差距一直在扩大。

进一步的估算显示，自1980年以来，大约5.8万亿到6.6万亿美元被转移到了金融部门（托马斯科维奇-迪维等，2015）。其中，居民部门财富为512.6万亿元，人均居民财富达到36.6万元。金融深化刻画的是一个经济体通过减少管制、推进市场化，摆脱金融压抑的束缚，带来金融发展，这往往发生在一个落后经济体中。毕竟，当一些人在说金融有利（或不利）于缓解收入不平等时，他们所说的金融可能并不是一回事。

近年来，人工智能（A）、大数据（B）、云计算（C）、分布式记账（D）、电子商务（E）等新兴技术逐渐与金融业务深度融合，加速了金融创新，并催生出移动支付、网络信贷、智能投顾等新业态。但经验分析展现了其中的复杂性。

研究表明，在金融市场还不成熟、工业化资金需求十分旺盛的早期发展阶段，适度的金融压抑在有效动员资源、加快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而称得上是一种良性扭曲（张晓晶等，2018）。而现代金融的嫌贫爱富是由金融的自身逻辑决定的——它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挑客户、设门槛、索抵押，主要是为了规避风险（有时也为了减少成本），好让自己能活下去，追求商业可持续性。

比如，在对个人和小微企业的联合贷款中，90%以上的资金来源于银行业，金融科技公司利用导客引流优势，直接收取的费用占客户融资综合成本的1/3左右，加上代销或其他过度增信产品等收取的费用，往往高达2/3。房地产于银行而言，是重要的抵押物，是信贷投放的好去处。

财富的高速积累与显著分化，叠加中国金融发展压抑与赶超的并存，立体呈现出金融发展与共同富裕的中国故事。美国一直处于高位，2008年经历短期回落以后仍趋于上升。即： y（i,t）=h（i,t）w（i,t）+a（i,t）r（i,t）    （1） 其中，y（i,t）为收入，h（i,t）为人力资本，w（i,t）为工资，a（i,t）为资产，r（i,t）为资产收益，i代表个体,t代表时间。资产差距因为金融的影响（作用于资产收益率r）会被进一步放大，并导致收入差距扩大

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比自2005年以来急剧攀升，在2015年达到8.4%的峰值，一下子超过了英国、美国。但在中国，金融压抑却成了金融赶超的催化剂。

拓宽居民利息、股息、红利、租金、保险等财产性增收渠道，合理调整准入门槛，增强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财富保值增值功能的普惠性，有效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使更多的低收入群体可以借由金融渠道分享到增长红利。在迈向现代化新征程中，不能再走牺牲农民利益的老路。

金融深度衡量金融发展处在某个水平。农民走出农村到城镇就业，固然是提高收入的一条途径，但更重要的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对农民土地财产权利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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